全文轉載：梁文道：〈炫學之罪〉

何屮按：何屮才疏，無學可妶，不過偶述名言以為談助。張中行《文言津逮．典故探源》嘗言：

喜歡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學，這刻薄一些說是想吹牛……這樣搜索來的奇貨，一般人看見莫名其妙，要待識寶的異人來了，買賣雙方才會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林語堂《蘇東坡傳》：

引用著名的成語掌故卻不說明來源，往往使淵博的讀者產生一種高貴而自我中心的樂趣。那是一種志趣相投的語言，讀者佩服作者寫得出來，也佩服自己能夠瞭解。

由是可知，用典是一種作者與某些讀者交流的方法，把不懂其義的人摒諸門外，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莫名的愉悅，作者也達到了炫學的目的。

按語止。下為轉引文章：

轉引《香港雜評》引13.1.2010《聯合報》：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3446.html

【聯合報-懷念書】假如一位農夫當了作家，時常在文字裡借用天候的細微變化說明人事的陰晴不定，以土壤的乾濕隱喻社會環境的枯乏豐潤，並且時時展露他對肥料、苗種與昆蟲的廣博知識，我們會批評他很炫耀很賣弄嗎？當然不會。相反地，我們還要稱讚他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的身分，忠於他所來處，是個誠實地道的樸素作者。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指責一些人摘引成癖，說他們書袋掉得太厲害，很惹人厭煩呢？

曾經，我不太喜歡艾可（Umberto Eco）的風格，不明白他為什麼連談一場足球賽都要煞有介事地引出中世紀的某位神祕主義神學家，在評論義大利政壇的右轉時又好似漫不經心地提到一本西班牙文的記憶術論著。炫學於他，幾乎是種不可制止的原慾衝動。就拿他的暢銷小說《玫瑰之名》來說吧，我總懷疑裡頭那位理性睿智博學多聞的威廉修士就是他自己的化身。這本書裡不能沒有這個角色，否則他該如何宣洩他那尋章摘句的本能呢？

直到我曉得他擁書三萬冊，是歐洲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藏書家，每至一處必在舊書肆上消磨半日辰光，我才明白書房根本就是他的農場，亞里斯多德則是他的耕具。對於一個活在書堆裡的人來說，隨時抄引他人著述，隨口道出一兩個人名書名，豈不就像農夫忍不住談天氣、股民忍不住說股票一樣自然，一樣的恰如其分？

既然書本界定了他的世界，是他生活起居的環境，我們也就可以想像他思考世界的基本要件必定是書，省視自身的濾鏡是書，甚至結構感受的框架也還是書了。這種人在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不能不想起在小說裡讀到過的一場荒唐盛宴，在做愛的時候會感覺到一首老詩裡的痠痛（又或者生理學的解剖之客觀和物質），所以他在寫作裡的「炫耀」反而是種未經雕飾的質樸。相反地，許多有經驗的讀書人都曉得，節制自己引述的衝動卻是最刻意最造作的功夫。

我們仍然要譴責書包拋得太多的行為，仍然要嫌棄文抄公，莫非是因為一種古老傳統的作用？相信知識應當隱密，不該隨意公示（尤其是某些危險的知識）？好比楊雄在《法言‧問神》裡所說的：「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

炫學之罪不在於它展露了太多的知識，因為可以展露的知識就不是不可與民知的祕學了。它真正的問題是它把太多的線索織進華麗的外衣，借他人的話語一方面隱藏自己不便明說的祕密，另一方面又等於無比鮮明地宣告祕密的存在，或者會使人產生追索下去的好奇，於是通往祕密知識的門徑就此開啟。每一個炫耀學問的作者都是可怕的伏藏師，他們公然揭示了自己是祕學守護者的身分。

何屮後案：
古人炫學事跡，可參：
洪芻《洪駒父詩話》「杜韓詩用歇後語」條：

世謂兄弟為「友於」、謂子孫為「詒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山鳥幽花皆友於」，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

案：沈書所言，雖為詞人所譏，然何屮愚見，不失為初學者入門心法。一則催迫自身多涉古書，二則訓練煉字。洪謂韓杜亦未能免俗，蓋此非俗聖之別，詩人一則自然而然的炫學（一如梁文所言），二則確實不欲直言其物是矣。